复仇主义的深入人心不仅仅表现在复仇者本人的行为,还表现在社会对复仇者的同情与赞扬,不但一般的大众舆论,包括读书人,即便是掌管礼教或司法的官员也有这样的看法。复仇者往往能得到标榜以孝治天下的皇帝的赦宥。虽然历史上也有依律拟断,不加赦宥的,例如唐玄宗时的张审素二子复仇案,但这只是少数,甚至当时一些学者还批评玄宗处置不当。
复仇之所以会被认为是“忠孝节义”,是被整个社会意识所崇尚的诸项伦理价值的表现。如《清史稿·孝义传·序》谈及“孝”的种类和范围,有一项就是“为亲复仇”。而“忠孝节义”又是儒家文化所推崇的,如在《周礼》、《春秋公羊传》、《礼记》中都有大量允许复仇,提倡复仇的记载。在“礼教”盛行的年代,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就是:不复仇是一种耻辱,使复仇变成“忠孝节义”的象征。人们为了不背上“不忠、不孝、不节、不义”的骂名,必定要去复仇。
古代的官吏,多为通过科举考试出身的儒生,深受儒学的洗礼,对于复仇案件多以宽纵处理,这直接决定了案件的最后结果,使复仇者往往得到赦免,这种结果使法律对于复仇的禁止失去了意义,进一步鼓励了人们走上复仇之路。
当然,生活在那个倡导复仇是忠孝节义的年代,执法者也是人,也受着社会舆论的压力,在他的心目中,除了法律,必定还有更有影响力的道德礼义。对于复仇的案件,在情感上首先是偏向复仇者的,故复仇者违反法律却在司法审判中得到减免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儒学的普及,导致整个社会的舆论对于复仇者几乎都是同情和赞扬的声音。有些人出于种种考虑,也许不想复仇了,然而社会舆论的压力却逼迫着他只能选择走上复仇的道路。这是可悲的。
复仇诚然是体现了忠孝,但却让太多的人为了忠孝而牺牲自己,就像是一个伪装的很好的陷阱,表面的光环不断引诱着众人往里面跳。从价值衡量的角度看,因一个仇恨所引起的得与失是永远无法对等的。
故现代的社会既需要严刑峻法,也需要宽容精神,而我们既要心存正义,也要怀抱宽容。对于违法犯罪者应捍卫正义,使其受到应有惩罚;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怀他、同情他,用一颗宽容博爱的心去感化他。同时现代法律应当珍惜生命,用宽容和怜悯之情,去拯救那颗尚有良知的灵魂。
复仇与礼法: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那些复仇者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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