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2)

　　晚近十余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当中，希望将历史场景“复杂化”的主张与实践其实并不少见。无可否认，随着大量新史料的披露与整理，更为丰富地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图景实属必要。但另一方面，笔者认为，所谓“复杂化”，到底是对哪一种历史论述而言的复杂化？“复杂化”之后，是否能够进一步加强对近代中国转型之艰巨与曲折的体认；是否更能促使人们对20世纪中国从国弱民贫、危机四伏的局面，到今日“换了人间”，成为全球重要的政治与经济力量这一历史过程心生最基本的敬意，从而挖掘近代中国变革最深层次的动力与能量，以及其中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思想资源。如果这一“复杂化”旨在“非历史”的突出某一局部或某些个人，将冢中枯骨视为时代骄子，借此来解构近代中国所真正面对的困局与寻求解决的不懈努力，那么会不会成为另一种“其言愈有条理统系，其去古人之真相愈远”。更有甚者，如果人们承认，每一种历史论述背后都有各自支撑其对历史理解的学说与价值观的话，那么如今为数不少的“复杂化”历史论述，其背后的学说与价值观也同样“复杂”吗？在将长期作为近现代大多数中国人追求个人翻身、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社会平等的情感、探索与奋斗以复杂化之名消解其在历史过程中本来存在的重要性之后，却拾起某些20世纪冷战后期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理论与主张，将其视为理解近代历史的唯一参照物，而无视其之所以能够兴盛一时的权力、资本、军事诸因素，那么这种将历史“复杂化”的背后，其实只是一种单调干瘪的当代想象与不知何故的深闭固拒而已。就此而言，在笔者看来，本书更为可贵的是在丰富近代历史图景的同时，并未刻意抹去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而是进一步通过梳理相关史事，呈现近代中国真正面临的时代主题与困境。作者分析清末的排满言论，在指出其中显现的矛盾与难以自洽之处同时，进一步强调如何挖掘这些近代民族主义诉求言说里“可爱”的成分，强调“整合国家，凝聚民族的力量正是由这些因子所积蓄的”，充分体认“重塑庞大中国的文化性认同或是我们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所以，“厘清排满似真亦幻的价值或许正在于反思近代以来读书人心目中流行的种种貌似慷慨激昂，实际却问题重重的新知、新说，进而重建能够‘见中华之大’，而有益于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基础。”（第41、42页）这一观点，无疑明白揭示了近代中国自我认知转变之后，如何维系基本的中国认同，实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关键的议题，而绝非是一种被“想象”出来的“国族论述”而已。

　　此外，作者指出，关于近代教科书的研究中，“不少人对当时的教育赋予了太多美好的想象，以借此迂回表达对当下教育体制的种种不满，以致其或对清末民初之种种变迁、转型与重组缺乏贴合历史情境的真切了解”（第177页）。因此力图描绘近代教科书产生、论争、作用、流弊的丰富过程。在这一历史变革当中，长期作为政治与文化合法性基础的中国传统学说被不断污名化，传统的教学方法被视为落伍之物，人们纷纷取法自己所理解的西方，汲汲于引入后者的教育理念。但吊诡的是，新式教育并未让更多的人获取相关知识，反而导致识字率停滞不前，新的教育结构、理念、内容的矛盾面向让时人无所适从，整体的教育状况令人失望，传统被割裂、新知遭异化，所谓民国，被时人诋为“堕落时代”。基于此，作者呼吁：“面对纷繁诡奇、人言人殊的民国，或许只有走出以教科书为代表的种种迷思，于民国我们方能有更深刻的理解，于今日我们才可能有更适宜的选择！”（第246页）诚哉斯言！仔细梳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走出形式主义的思维模式，总结中国传统内在的运行逻辑与基本价值，在制度设计上从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与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克服近代趋新之士在面对斯土斯民时高高在上以“启蒙者”或“世界人”自居的心态，这些都是近代中国复杂历史进程中存在的真实教训，也是今天思考未来新的可能性的重要出发点。

　　这些问题，或许在作者另一本即将出版的著作《花落春仍在：20世纪前期中国的困境与新路》里会有更为详实的论述，世之喜读史者，岂能不拭目以待？（王锐）

勿忘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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