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严打”中被枪毙的高干子弟(3)

除了胡晓阳、陈小蒙等人外，在京津沪等主要城市的官二代、军二代聚居区，警车穿行，人人自危。天津枪毙了朱德的孙子朱国华以及天津警备区的军队子女等，杭州枪毙了将门之后熊紫平、熊北平兄弟……

抓罪犯是有“指标”的

1983年的“严打”自1983年起一直持续到1987年1月，共分三大战役，加上收尾工作，历时3年零5个月。为了达到“从快”的目标，本来应该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公安、检察、法院三家合为一体。我们现在在美剧中常看到警察的侦查结果被检察人员退回，公诉方与辩护律师吵成一团，法官最后判公诉人败诉。在我国司法中，也一样是公安侦查、检察起诉、法院审判的程序，“严打”时三家各派一到俩人，共同审问，各做各的案卷，却是共同定罪名，一次定刑，而且定出判多少年，效率奇高。

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的人大多会对公安机关举行的公审大会有印象，犯人被公审公判后，被反绑起来，胸前挂着写有名字、罪行的木牌，被全副武装的武警押在军绿色卡车上游街，有的死刑犯的木牌上还打着一个醒目的黑色大叉，有的犯人把头埋得低低的，卡车上的大喇叭还广播着犯人的罪行，宣传“严打”斗争。

有些地方这样的景象几乎每月都会出现，“严打”时有这样一句口号：“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在此期间，全国“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其中，第一阶段逮捕102.7万人，判死刑的2.4万人”。有的地方往年枪决人犯只有几人，“严打”时却动辄几十人，所以每次行刑还需要从外地借调警力。此外，关押场所也极为紧张，公安、狱政部门进行突击性建设，另外还临时征用、改建了一些公安机关办公用房，借用一些单位库房作为临时监房，才勉强满足需要。

“严打”可以说是一场决策层主导的司法“运动”，各地出于政治运动惯性，开始层层分解“严打”任务，有的甚至精确到某单位有百分之几的人必须列为“严打”范围。有媒体报道在河南西部某县村庄，一对年轻夫妇由于地里农活多，便委托公婆白天在家照管新生的小孩，公婆一时疏忽出门了，回来发现小孩被家养的猪咬死了，全家人哭得死去活来。正好该村没有完成“严打”抓捕指标，于是就把公婆俩人以过失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和无期徒刑。另有一个500多人的工厂，接到的“严打”指标是30人。为了完成任务，厂里甚至把在厕所写脏话的人都抓起来了。实在没的抓了，就把一个中学时偷过同学十几块钱的工人抓起来凑数，结果这人被判了两年徒刑。

在“严打”中，公检法系统的权力过大，虽然其专政工具的面目得到张扬，但在迅速肃清社会风气的同时，也开了一些司法机关在运动式集中执法时重结果正义、轻程序正义，践踏公民权利的恶例。

1985年，“严打”转入第三阶段后，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反思，认为对一些罪行轻的人打击过重，打击面过宽，有些地方开始复查案卷，最后在中央领导的批示和支持下，“严打”才得以顺利进行到底。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盘点“严打”中被枪毙的高干子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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