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严打”中被枪毙的高干子弟

面对这样的暴力犯罪，走出“文革”不久的公安部门缺乏准备。武汉甚至动用军用直升机参与追捕都没有逮到“二王”。普通民警的枪法也谈不上好，在与“二王”的对射中常常吃亏，刑侦技术缺乏，15块钱以上的事就归刑警管了。特警只有公安部才有，吃的是每餐有肉、巧克力、水果的空军灶。为了抓捕“二王”，公安部门开始配备传真机、巡警、特警，设立检查点和110报警电话，并第一次发布了悬赏通缉令。新中国成立后从没有悬赏过，公安部刑侦局在研究了港台及前清、民国时期的“悬赏通缉”令后经报上级领导批准，印了一批通缉令，正面印着“二王”相貌特征，害怕影响不好，背面还印上“只许张贴，不准广播登报”字样，印好后空运到全国各地，任何人提供线索就可以获得1000元奖励，查实的奖励2000元，这笔赏金在月工资只有几十块的年代已经很丰厚了。当时全国各地的火车站、机场、旅馆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到处都张贴着“二王”的照片，连中小学生都组织辨认，记住“二王”的相貌特征。

重赏之下，虽然假线索满天飞，但是人海战术还是极大地增强了侦查力量。9月13日，在江西广昌县，“二王”阴天戴草帽、墨镜出门被人举报，广昌县城关派出所所长邹志雄立即带人追查，刚一碰面，“二王”即开枪，双方短暂枪战后，“二王”翻山逃脱。公安部指示江西省公安厅要“尽一切努力，将‘二王’围歼在广昌”，江西省就地组建指挥部布置围剿。9月18日凌晨，有附近山民报告称家里的饭和腌菜被偷吃了，现场还找到一只鞋。江西马上调动2.5万名武警战士、近千名公安民警以及部分民兵围山搜捕，几乎是每一米一个人，经过地毯式搜索，最后终于击毙“二王”。据说，“二王”当时带着上万元的人民币却腹无粒米，找不到地方花钱，已经饿得有气无力。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1983年“严打”还打到了“大老虎”，被捕的是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等六位上海“公子哥”。为首的胡晓阳是胡立教之子（胡立教是走长征的“红小鬼”出身，前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小蒙、陈冰郎是陈其五之子（陈其五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曾是“一二·九”学运领袖，据说那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名句就是他喊出来的，后来还负责起草了著名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六人中，陈小蒙是《民主与法制》杂志社记者，胡晓阳是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记者，葛志文是上海新华香料厂工人，陈冰郎是中国民航一○二厂工人，陈丹广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船员，康也非是深圳华仪利能电脑工业公司职员。

三个淫荡公子、三个帮闲混混，在父辈革命勋章的荫蔽下，厮混在一起，干的是拈花惹草、奸淫妇女人妻的事。这几个公子哥打着帮人办事的旗号，以招工、招干、调动工作为诱饵，以跳舞、谈恋爱为幌子，从1981年到1984年，共轮奸、强奸、猥亵妇女51名之多。陈小蒙出于记者的习惯，居然把采访用到了“采花”上，每一次事毕，都会与对方聊一会儿，然后把“采花”过程细节及“采访”内容如实记录下来，几年下来，竟然弄成了一本厚厚的《“采花”大纪实》书稿，而且还张罗着要出版。胡晓阳则爱好摄影，每逢淫乐之时，便会用携带的微型相机偷拍淫乱场面，供事后“欣赏”，甚至还拿出一部分照片作为陈小蒙书的插图，胡晓阳还故意拍摄了一些女性的裸照，用来要挟部分受害者继续与他行欢。

陈小蒙家的房子是部分强奸案的案发场所，他与胡晓阳等六人常带各形各色的男女青年出入，周围邻居都知道这是个淫窟，但因为陈小蒙、胡晓阳是高干子弟，谁也拿他们没办法。当时群众对上海市领导有“三个意见”，胡立教的儿子胡晓阳位居其一。一位被害者回忆，六人中绰号“小鸽子”的葛志文事后曾威胁她说：“我们都是高干子弟，你要告去告好了。”平民女子与一个高干子弟的强烈不对称关系，以及社会对强奸案受害者的不宽容，使大多受害女性最终选择了忍气吞声。

警方展开行动后，在搜查葛志文家时，取得重大突破，查获了一本记载着众多女性姓名和通讯地址的通讯录，根据这个线索，警方找到了大量的受害人，对六人进行指认，收集了充分的犯罪证据。

到1985年2月15日，六人全部被抓获。

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现在确有个别干部子弟泄露经济情报，卷入了情报网，出卖消息，出卖文件。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盘点“严打”中被枪毙的高干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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