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高干子弟奸淫女性被严惩

作者：自媒体发布时间：2018-06-26

    陈小蒙出于记者的习惯，居然把采访用到了“采花”上，每一次事毕，都会与对方聊一会儿，然后把“采花”过程的细节及“采访”内容如实记录下来，几年下来，竟然弄成了一本厚厚的《“采花”大纪实》书稿，而且还张罗着要出版。胡晓阳则爱好摄影，每逢淫乐之时，便会用携带的微型相机偷拍淫乱场面，供事后“欣赏”，甚至还拿出一部分照片作为陈小蒙书的插图，胡晓阳还故意拍摄了一些女性的裸照，用来要挟部分受害者继续与他行欢。

    30年前的8月25日，《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的文件出台，并配套修订了刑法法典，新增了死刑罪种。第一次“严打”由此拉开序幕。

    “红二代”犯罪

    1983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这一年，全国刑事犯罪激增，不少地方发生犯罪团伙大白天公然侮辱、强奸女青年、拦路抢劫等恶性案件。

    1983年的“严打”打到了“大老虎”，被捕的是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等六位上海“公子哥”。为首的胡晓阳是胡立教之子（胡立教是长征时的“红小鬼”出身，前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小蒙、陈冰郎是陈其五之子（陈其五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曾是“一二·九”学运领袖，据说那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名句就是他喊出来的，后来还负责起草了著名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六人中，陈小蒙是《民主与法制》杂志社记者，胡晓阳是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记者，葛志文是上海新华香料厂工人，陈冰郎是中国民航一零二厂工人，陈丹广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船员，康也非是深圳华仪利能电脑工业公司职员。

    三个淫荡公子、三个帮闲混混，在父辈革命勋章的荫蔽下，厮混在一起干的是拈花惹草、奸淫民女人妻的事。“公子哥”打着帮人办事的旗号，以招工、招干、调动工作为诱饵，以跳舞、谈恋爱为幌子，从1981年到1984年，共轮奸、强奸、猥亵妇女51名之多。陈小蒙出于记者的习惯，居然把采访用到了“采花”上，每一次事毕，都会与对方聊一会儿，然后把“采花”过程的细节及“采访”内容如实记录下来，几年下来，竟然弄成了一本厚厚的《“采花”大纪实》书稿，而且还张罗着要出版。胡晓阳则爱好摄影，每逢淫乐之时，便会用携带的微型相机偷拍淫乱场面，供事后“欣赏”，甚至还拿出一部分照片作为陈小蒙书的插图，胡晓阳还故意拍摄了一些女性的裸照，用来要挟部分受害者继续与他行欢。

    陈小蒙家的房子是部分强奸案的案发场所，他与胡晓阳等六人常带各色男女青年出入。周围邻居都知道这是个淫窟，但因为陈小蒙、胡晓阳是高干子弟，谁也拿他们没办法。当时群众对上海市领导有“三个意见”，胡立教的儿子，胡晓阳位居其一。一位被害者回忆，六人中绰号“小鸽子”的葛志文事后曾威胁她说：“我们都是高干子弟，你要告去告好了。”平民女子与一个高干子弟的强烈不对称关系，以及社会对强奸案受害者的不宽容，使受害女性最终大多选择了忍气吞声。

    六位“公子哥”被捕三人被枪决

    警方展开行动后，在搜查葛志文家时，取得重大突破，查获了一本记载着众多女性姓名和通讯地址的通讯录，根据这个线索，警方找到了大量的受害人，对六人进行指认，收集了充分的犯罪证据。

    到1985年2月15日，六人全部被抓获。

    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现在确有个别干部子弟泄露经济情报，卷入了情报网，出卖消息，出卖文件。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第二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启立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也说道：“现在要从抓大案、要案入手，特别是那些有高级干部及其子女插手的大案要案，一定要冲破阻力，一抓到底。杀一儆百，挽救一批干部。”

    1986年2月17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维持一审判决，以强奸罪、流氓罪判处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案犯陈冰郎、陈丹广、康也非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5年、3 年。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核准对此三人的死刑，陈小蒙得知后说：“想不到现在共产党动真格的了！”经胡耀邦等领导人过问后，于1986年3月对三人执行枪决，此事引起社会轰动。

    除了胡晓阳、陈小蒙等人外，在京津沪等主要城市的官二代、军二代聚居区，警车穿行，人人自危。天津枪毙了朱国华以及天津警备区的军队子女等，杭州枪毙了将门之后熊紫平、熊北平兄弟……不少作恶的干部子弟在“严打”中落网甚至被处以极刑，“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被认为是这次“严打”的一个突出“亮点”。（据《老年生活报》/周斌）